劉文慧：E-mail: [email protected]

在美國參加能源記者培訓計劃時，一名研究能源政策的教授問我，核電在中國的能源比重中占比多少。當我告訴他3%時，他很吃驚。與美國相比，這個數值實在太低了。

1957年，美國第一臺核電機組投入運行，史上在運核電機組最高峰曾達到112臺(1990年)，而2017年底，美國在運核電機組為99臺，核電發電占比為20%，是絕對的支柱能源。

看到這樣的現狀，就能理解為什么那么多美國能源研究人員對核電持保守態度，而更鼓勵可再生能源發展——因為核電已經夠多了，要鼓勵鼓勵其他能源也發展，多元互補。

邏輯推及法國、英國甚至德國等早已發展核電的國家，也是共通的。

但是，這些外國能源研究人員、專家學者對其國內核電的看法，往往在多次傳播中會被簡單地理解為是對全球核電發展的看法。另一種情況則是，一些外國專家并不清楚中國的核電發展情況，在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，會簡單地以其國家核電發展階段，去談自己對核電發展的看法。

如文首所提到的教授，他此前曾幾次來訪中國，但顯然，他對中國核電的情況并不了解，即便他是做能源政策研究的——對這一亭實我更吃驚。設想如果他在得知3%的答案前，接受中國媒體采訪，問題是如何平衡可再生能源和核電的發展，他可能就會給出一個應該限制核電規模的答案。從他的角度，這個答案并沒有問題，但在中國的發展階段下，就可能引起誤解。

之前我分享過一個觀點，就是國內專家、媒體在討論能源問題時，一定要帶上“氣候變化”這個大boss，因為中了解中國。如果報道只是強調供給側改革、去產能之類的，而不注重氣候變化這種共同議題，容易讓國外受眾誤解中國能源轉型的目的。

而從國內看國外報道，在涉及對能源發展的問題上，則需要我們進一步了解觀點發表者的立場、語境、所處具體國家及能源發展情況，而不能簡單地套用。

就拿核電來說，1990年美國在運核電機組達到112臺時，中國大陸在運核電機組為0，直到4年后秦山核電投運。而截至2018年6月30日，中國大陸投入商業運行的核電機組共38臺。當美國專家建議控制核電規模，、一定要看看國內的現實核能發電占比不及人家的七分之一，天然氣產能和儲氣設施、開放制度等制約導致氣電難以發展，煤電的碳排放壓力山大……

其實不單單是核電，發展可再生能源也好、高壓輸電技術術也罷，同樣的道理。

當吃瓜群眾們擔心國內的專家可能或多或少有利益牽涉其中，質疑其觀點不客觀，而傾向于相信外國專家時，我們也要了解外國專家所處的國家相關行業發展情況等知識背景，而非人云亦云。

說到這里，又得擺出“氣候變化”這個大boss。國外專家指出，相比可再生能源核電發展前景一般時，理由之一是氣候變化，而當國內專家支持核電發展時，原因之一同樣是氣候變化——大boss就是當江湖需要它主持正義時它就像幕后老大一樣出場。

認準終極目標，再結合當下實際，方能分析出什么才是適合國情的最佳選擇和搭配。